作者：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志彪
十八届五中全会把中高速增长和向中高端迈进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两种方式、两种形态和两个侧面，这是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总体要求。达到这个“双目标”的最佳状态，是能够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两者互为条件和相互激励。具体来看就是：
一方面，争取中高速增长是向中高端迈进的主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系统性条件。在“十三五”期间，全国努力保持6.5%以上的增长速度，不仅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所必需的，也是维持正常的经济运行的基础。因为如果经济运行不能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度，就无法支持充分就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开支的需要。没有稳定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产业转型升级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摆脱低端的“国际代工者”角色，可以为中高速的增长提供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和支撑条件。很显然，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随着资源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的强化，经济增长的空间将受到严厉的压缩。因此如果维持低质低效的低端发展格局，极有可能使发展不可持续并陷入发展陷阱。
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让地方、企业得到适当的休整和调理，可以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增长速度从高位下降得太快，虽然它可以为行业内的少部分优势企业提供来自供给端的资产兼并重组机遇，并可能出现市场份额的集中效应，发挥大企业的优势，但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低速增长而造成需求端的猛烈收缩，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危及全行业绝大部分企业的生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因此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这种破坏性极大的转型升级形态我们必须要坚决地避免。
五中全会报告中所讲的产业发展要迈向中高端，是指产业分工格局、产业链环节、价值链的地位要不断地向其高端攀升，也就是产业要向高级化方向演化。产业高级化不是指产业的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顶端位置，也不是指要将产业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品牌塑造为全球的奢侈品品牌，更不是指产业的发展仅仅去满足少数收入水平处于金字塔顶部的社会阶层成员的需要，而是指产业的发展要实现高经济效益化，即要逐步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分工、被发达国家全面锁定的不良格局，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高附加值化和高经济效益化的发展。因此，迈向中高端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型升级，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水平提升或者市场定位的层次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此来看，“提高生产率”是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发展的政策标准和依据。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实施转型升级工程，无论发展什么产业，根本上是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生态文明。企业采取提高员工素质、研发新技术、更新设备、加强管理、构建渠道、培育品牌等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增强企业的盈利和效益。
第二，提升生产率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保障。企业生产率慢于劳动力工资、资金价格上涨，是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投资意愿减落的主要原因，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增收困难等。归根结底，企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
第三，只有生产率的提升，才能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进入良性轨道。“惠民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工资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否则“收入倍增”等规划就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因此，面对当前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迅速上升，迈向中高端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最佳策略，就是要让传统产业提升生产率，通过生产率上升克服成本上升因素，并通过更低成本和价格刺激市场扩大。
在迈向中高端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虽然我们也要让短期的、总量的、需求面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所作为，但是根本上还是要回归新常态下注重供给面调节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尤其是要让那些中长期的、结构性的、供给面调节的经济政策发挥作用，注重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实现。即为了协调好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主要政策变量应该主要从供给端进行选择，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创新红利，激励潜在增长能力提升，同时形成促进产业向中高端升级的新的体制机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经济体发展的经验表明，追赶型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20%左右的水平时，可以在后发优势的驱使下，使年均增长速度在9.2%的水平上维持20年左右。现在我国就进入了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被一些旧的体制机制所束缚，而后者绝大多数是在过去的改革中一直没有触动或者没有攻破的。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的改革红利。另一方面，形成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的体制机制，也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基础环境。以产业升级来说，其形式分为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类，它们其实都是由企业家的微观选择行为和市场决策决定的，只有让企业和市场自我选择和决策，产业升级才可以使激励和约束相容。如果仍然由政府官员来决定，则不仅扼杀微观效率，也会阻碍宏观目标的实现。
第二，以创新驱动国家建设释放生产率提升红利，重塑增长的新动力，同时形成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体系。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是靠学习模仿，具体形式是承接国际制造业外包订单，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开始做起。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未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将会极大地释放生产率提升的红利。这关键是要形成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已步入以学习模仿为主转向模仿与创新并存的新阶段，急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夯实科技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作为创新驱动国家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面向市场的产业技术创新，必须同时创造出技术来源、市场需求、竞争力等三个必要条件。“十三五”规划对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有很多思路上和运作机制上的大变化，如对技术决策的目标，强调从整机转向关键部件和关键技术。还有，现在的技术决策体系是政府主导，未来技术决策的理念和机制将逐步向市场选择转变。
第三，以金融改革推动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力度，提升投资和资本效率，为实现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业目标提供金融支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严重失衡的问题，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近些年来，这个越发严重的矛盾一是引诱实体企业放弃实体经济活动，转而“一窝蜂”地去从事股票、房地产等虚拟经济业态。二是资金进不了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三是实体企业因为微利或严重亏损，不仅无力进行创新，而且更有可能是被迫放弃实业，或破产倒闭。经济运行出现“脱实向虚”倾向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国金融发展过度了，而是因为现代金融业发展不足，是长期存在的“资产短缺”现象所导致。现在我国已经从“商品短缺”、“资本短缺”阶段，正式进入到“资产短缺”阶段。由此伴随的，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通过金融改革、创新和深化，千方百计大幅度地鼓励实体经济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增加优质资产供给，也即提高实体经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比重。这涉及我国融资结构的重塑问题，应该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
第四，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把汗水经济转化为智慧经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是调整增长方式和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关键还是要靠提升人口质量，把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发展格局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发展。激励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有效使用，一方面会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会给企业的产业升级以成本倒逼的压力，同时也会取得支持产业升级的人口红利。
文章来源：新华日报
